1930年代伦敦政经和剑桥两个学校之间的辩论在经济学学术界十分著名。两个学校在学术见解上持续的较量可以追溯到伦敦政经建立之初，当伦敦政经的经济学教授埃德温·坎南（1861-1935），与当时顶尖的经济学家，剑桥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阿尔弗莱德·马歇尔，争论关于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及该学科是否应被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马歇尔当时反对伦敦政经讲纯理论和其所依赖的经济史分开罗列）

　　争论同时也涉及到关于经济学家的角色问题，他们应作为超然的专家还是实际事务的顾问。对于伦敦政经和历史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比经济学理论本身更具意义。虽然伦敦政经和剑桥的经济学家们在1920年代曾并肩工作过——比如建立了伦敦剑桥经济服务（The London and Cambridge Economic Service）——但在1930年代两间学校对于经济萧条的解决方法产生异见，争论重新开始。

　　伦敦政经的罗宾斯和哈耶克，及剑桥的凯恩斯是这场学术思维争论的主要人物。争论扩展到一系列问题，包括当时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是通货紧缩还是需求管理，以及对于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更广泛的概念等。罗宾斯和哈耶克的观点基于注重自由贸易和反对干涉主义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尽管罗宾斯后来承认这一手段在当时的经济萧条中提出来是不合时宜的。在当时不断各主要经济体不断增加的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贬值政策下，只有尽早实施近似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才能够实现经济复苏。

　　凯恩斯和剑桥的政策在1930年后成为了实践准则。但随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长和影响逐渐增大，伦敦政经的自由主义思想逐渐开始影响当今的自由经济体。

　　对于哈耶克观点的最好评价，就是当今世界不断增多的国际自由贸易组织，以及诸如关税暨贸易总协定的各种国际共识。解决1930年代的大萧条处理方法并非最佳，这些成果都对于国际社会避免重蹈覆辙而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也是当时剑桥的学者所倡导的。